编者按：2020年6月17~19日，第18届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大会（CIT 2020）第1期已在线成功召开，其中，手术转播专场展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杂交导管室的首场瓣膜手术，充分彰显了当代最新杂交导管室的全貌。与此同时，本刊特邀此场手术的术者吴永健教授及其团队与德国波恩大学的瓣膜介入治疗先驱Eberhard Grube教授就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的相关问题进行线上讨论、交流。

 

 

 

　　吴永健教授：您何时开始在德国做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Eberhard Grube教授：我们从2003-2004年开始准备这项工作，2004~2005年，在德国的医院里有了第一批病例，这也是我们与外科同事一起治疗的前25例患者。工作一开始并不容易，许多同事不相信这种治疗可行。但我认为，当确信可进行某种治疗方法时，无论大家怎样看，都必须继续努力做好。目前，众所周知，TAVR已得到认可。我记得第一次到中国，是在北京和上海工作，当时很开心，也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相信这种侵入性较小的治疗方法对很多中国患者将非常有价值。中国如此地大物博，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将是一件好事。所以，TAVR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已达到标准的高治疗水平，前景非常好。

 

　　吴永健教授：感谢您告诉我们TAVR的早期故事，在15年前的初期，对于您和该领域的其他先驱来说，这是艰难的时刻。最初，该装置非常大，瓣叶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未知。现在，TAVR技术现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近年来，TAVR可适用于中低风险患者，指南也已更改。在中国，尽管自2012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TAVR，但该手术仍处于早期阶段。大约200家医院能为患者实施TAVR技术。我们已开展了近5000例手术，其中，大多数使用的是国产设备，如Venus-A，VitaFlow和TaurusOne。此次2020 PCR e-Course大会，我将展示TaurusOne的研究数据。正如在德国不断有新的心内科和外科医生投入到TAVR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介入医生和心脏外科医生对TAV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在中国大约30％的TAVR术者是心脏外科医生，而70％的是心内科医生，德国的心脏外科医生也正在使用TAVR技术。

 

　　宋光远教授：根据2019年公布的针对低风险患者的TAVR试验结果，对德国的临床治疗带来哪些改变？

　　Eberhard Grube教授：最近，我们获得了S3和Corevalve Evolut瓣膜用于外科低危风险患者的批准，这是将手术风险谱从无法手术降至低风险的必然结果。因此，基于Partner 3和 Evolut low risk的随机试验结果，我们可将TAVR适应证拓展至外科手术低危风险患者。另外，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现在对Evolut瓣膜在二叶式主动脉瓣狭窄的应用已拥有CE marker。中国有很多二叶瓣重度钙化的患者，在我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例也是在中国。你们已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授了很多有关二叶瓣解剖和形态学的知识，并且根据你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我们也积累了更多知识。

 

　　此外，许多人对低风险的定义感到困惑，甚至混淆，错误地认为低风险等同于低龄患者。外科低危风险是指患者合并症较少，心功能接近正常，而不是低龄。

 

　　在Evolut和S3的低风险TAVR试验，其中，对患者的形态学和解剖学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同时排除了重度冠状动脉病变、外周血管合并症等多种情况的患者。因此，这些试验中接受TAVR治疗的患者的获益只能作为真实世界低风险患者接受TAVR的重要参考，不能完全等同。如果患有冠心病，二叶瓣形态或血管通畅性差的患者，情况可能不同，因此，实施TAVR必须谨慎，其并不适合所有患者。